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从2011到2016年，何伟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分，举家迁往开罗，我们跟着他的现场直击，目睹了以解放广场为主要舞台的武力暴动，但是《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不只是记录动荡政局的记者之书──何伟的笔尖跟着他的步伐，跨越了埃及独有的时间概念，在现代埃及的变动里挖掘古文明恒常不变的价值，游走在书中不时浮现的「循环」与「永恒」两个命题中。

作者：何伟

文章节录
上埃及的中国女性内衣商人有其时间观。他们跟多数中国人不一样，睡得很晚；他们下午开店，过了半夜才打烊。多数的生意都是晚上上门，而且比起冬天，夏天才是旺季。拉玛丹月的销量尤其高，宰牲节（Eid al-Adha）也是。他们不过春节──尼罗河沿岸的人不过这种中国节。还有其他日子能刺激顾客上门：元旦、先知的生日，以及母亲节。

但情人节才是最无与伦比的。我喜欢在忙碌的晚上到店里去，这样才能观察中国人跟埃及人的互动。有一年情人节，我特别开车去艾斯尤特，为的就是到那间叫「中国之星」的店过节。就在昏礼礼拜的宣礼声响起前，一位教长踏着方步走进店里。他身形高广，五官结实黝黑，穿着绿松石色的罩衫，披着两条厚纱围巾，包着白头巾。两名围尼卡布的壮硕女子跟在他身后。

时不时会有其中一名女子拿起衣服给教长过目，教长则以摇头表示自己的意见。她们找到两件商品是他点头的，都是成套的丁字裤与薄纱透明内衣，一套红，一套蓝。我和这位教长在她们购物时闲聊起来，他告诉我，自己是为宗教捐献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服务，工作内容则是清真寺的查核。他亲切健谈，但完全没有提到这两名女子。这是南方的习惯──上埃及人不太对陌生人提起家中的女性。以这位教长和两名女子来说，我说不准他们的关系，这是尼卡布造成的问题之一。面纱让人难以猜测女子的年纪或表情，而这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想像空间。这两位女子是教长的妻子吗？是一人穿红，一人穿蓝，专为情人节而穿吗？

教长开始向陈亚英（音译）──也就是那位和先生一起经营这家店的中国女子──询问衣服价钱。夫妻俩让人家称呼自己是琪琪（Kiki）与约翰，这样埃及人比较好发音。琪琪二十四岁，但从外表看，说她是个好学的中学女生也会有人相信。她戴方眼镜，绑着松松的马尾，娇小的身材勉强构到那位教长亮蓝色的胸膛。

「这中国做的」，她拿起其中一套丁字裤与睡衣的组合，用口音很重的阿语说。「品质很好！」两套衣服总价两百镑，但她打折到一百六十镑，折合美金稍微比二十元多一点。教长表示一百五十镑，而且拒绝讨价还价。他们以埃及人的不杀价方式交手了一阵子：一百六十镑，一百五十镑，一百六十镑。等到宣礼声响起，他们还在为那十镑意见分歧。

祈祷声很响亮──伊本．卡塔布清真寺（Ibn al-Khattab Mosque）就在店的隔壁。「我得走了，」教长一面说，一面想把钱塞到琪琪手中，「我是教长！我得去礼拜。」

但这位中国女子挡住他的路。她轻拍他那只拿着现金的手。「还差十镑！」她语气坚决。

教长佯装惊讶，双眼圆睁。当地妇女绝不会对陌生男人有这种身体接触，但琪琪的中国人身分却让这一拍成了滑稽的表现。现在轮到教长出招了：他大动作面朝麦加方向，闭上双眼，伸出双手作势礼拜。人还站在女用内衣店中央，他就开始诵读。

「行了，行了！」琪琪说。教长离开时嘴都笑开了，两名女子则跟在后头。琪琪后来告诉我，她确定两名女子是教长的母亲和妻子。在我看来，她的说法让故事剧情大大转向，但趣味一分不减。只是对于这件事，琪琪不打算多说什么。对她来说，成交的那一刻，故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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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鲜少揣度他们的埃及客人。除了女用内衣之外，他们也卖类似睡衣的质轻服装，南方妇女在家时会穿。当地热得要命，夏天温度常常达到摄氏四十三度──但道德标准却要求女子在公开场合穿一层层的厚重衣物。她们买这些轻柔的衣服，一离开陌生男子的视线就马上换上。中国人的店之所以赚钱，这就是原因之一：埃及妇女确实需要两个衣柜，一个装家居服，另一个装外出服。

但中国人多数的生意还是来自女性内衣。琪琪说，有些当地妇女一个月会到店里好几次，她还知道有几个人买了超过一百套的睡衣与小裤。「中国之星」和所有中国人开的店一样，常常会换新货。我三催四请，希望他们分析一下这种需求时，他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埃及男人性好渔色，此外也会提到公共场合穿着方面的限制。「要是你从来没有机会打扮，是会让人心里难受的。」艾斯尤特的另一位商人陈欢泰（音译）这么说。「而且，她们出门非得穿这么多衣服，所以在家就会穿这类衣服，让自己看来漂亮一点。」这种理论恐怕有几分真实：外衣保守，使得埃及女性更讲究外人看不见的另一套衣服。

但这个主题引不起中国人的兴趣。他们多数人受过的正式教育不多，也不认为自己正参与某种文化交流。对于宗教议题，他们抱持道地的不可知论，似乎对此没有预设立场或被动接受灌输的观念。「那几个挂十字架的人──他们是穆斯林吗？」叶海军有一回这么问过我。他在敏亚已经住了四年，当地宗教冲突之严重，导致好几间科普特教堂在拉比亚大屠杀之后遭人纵火。另一次谈话时，我意识到在他的脑海中，围希贾布的女子跟围尼卡布的女子信奉的是不同的宗教。这不无道理：他注意到两者在穿着与行为上的差异，所以他以为她们信仰不一样。「伊斯兰」这种一神信仰标签，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起先我实在难以置信──中国商人对于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认识之少，好奇心之低，居然还能生存下来。连他们找出这种不寻常商品线的过程也是意外。在艾斯尤特，为这个小小中国社群打头阵的人是琪琪的父亲林翔飞（音译）。一九八○年代之前，林翔飞在浙江某个半亩大农场长大，贫困迫使他在升上小学五年级之后辍学。他搬到北京，其他国家的买主到这个地区从事成衣贸易，他在买卖中颇有斩获。但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林翔飞的客户多半不再前往中国。

他听说家乡有些人已经去了埃及，而且生意有成。于是他研究地图，决定到艾斯尤特落脚，因为艾斯尤特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北京的阿语课学费太贵，于是他转而报名英语课。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当地唯一的中国人。」当我问他为何选择艾斯尤特时，林翔飞如此回答。「假如我留在开罗，开罗就会有更多中国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多竞争。」

到了艾斯尤特，他先在一处蓬市弄了个摊位。起先他卖三样中国制品：领带、珍珠和内衣。之所以选择这几样东西，不是因为他知道这对上埃及人有什么特殊吸引力，而是因为尺寸。「它们很容易就装进公事包里。」林翔飞解释道。

他很快便意识到，艾斯尤特当地人鲜少对珍珠有兴趣，也没有人会穿罩衫打领带，但女性内衣销量倒是一飞冲天。林翔飞一再往返中国，把女性内衣装进行李，之后更开始把装满内衣的货柜装船运过印度洋。他的妻子陈彩梅（音译）过来埃及，最后两人迁出蓬市，租了间不错的店面。

根据林翔飞的说法，这就是故事的全部，而他对于自己的成就也并不特别自豪。他用的词是「素质」，字面意思是「品质」，但其实带有「高下」的言外之意。「要是我素质高一点，就能待在中国了，」他说，「只有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来这种地方。」这种看法在女性内衣商人之间相当典型，但他们却和许许多多的浙江创业家一样，是横向产品转移的大师。来到上埃及卖女性内衣之前，有人在叙利亚卖过冬季大衣，有人在亚塞拜然作营建物料生意，还有人在东海养螃蟹。在每一个故事里，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而离开──太多中国人出现了。「我晓得，只要我去个像这里的鸟地方，就不会有别的中国人。」索哈杰的一名商人说。但就算是索哈杰，马上又有两名浙江商人现身和他竞争了。（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