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海洋史观
本书的中心论题是：「近代文明始于亚洲海洋」。他给台湾的启示在于，如何借鉴日本，从「台湾的海洋史观」出发，去思考台湾和海洋的关系，并且在放眼全球的宽宏视野中思索台湾未来的定位。在东协崛起、中美对峙愈趋频繁的此刻，台湾又正好位于涵盖东南亚海域与太平洋的亚洲海洋的中心点，使得本书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川胜平太

文章节录
《文明的海洋史观》

当我们提起文化交流时，首先总会想到学术、艺术等精神产物方面的交流；但事实上，担负起交流重任的，往往是身处其间、作为桥梁的人们。已故的牛津大学荣誉教授理查德‧史托瑞（Richard Storry），正是这样一位担负桥梁大任的人物。以扎实学问为基础、对日本拥有深厚理解与亲密情谊的史托瑞教授，在一九八二年的如月将尽之际，猝然于牛津与世长辞。那年的牛津一如往昔严寒；在英国的原野与山间，宛若纯白雪花般丛生的报春花，尽管被寒流压得抬不起头来，却仍不待春天降临，便已四处绽放。

战前史托瑞教授在小樽、战后则以牛津为主要舞台，不分公私，尽心竭力为日英的文化交流奔走。在英国亲炙史托瑞教授言教的日本人，与其说是受到他的援助，不如说更多是被他那充满友情的温暖接待，抚慰了旅途的辛劳与疲惫。因为史托瑞教授相当熟稔日本，所以他的日本研究也普遍获得很高的评价；一九八一年，他和伦敦大学荣誉教授乔治‧西里尔‧艾伦（George Cyril Allen）一起获颁国际交流基金奖。尽管史托瑞教授得奖乃是实至名归，但当他为了颁奖仪式而前来日本时，却仍然保持一派纯真的态度，并露出宛若孩子般的欣喜表情。对于这位身为日英交流重要基石的「史托瑞老师」，缅怀的话语就算再怎么说也说不尽；因此，在这里仅介绍其中一件，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创立的牛津大学日本研究所。

战前有位日本人曾经向牛津提议，愿意出资设立同样主题的研究所，但最后并未能实现。当时英国对日本的关注，在现实层面（政治、军事、经济等面相上）还勉强过得去，但学术层面则完全不在他们放眼的目光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文化交流，也只是单向（英国日本）的流动而已。这样一想，在象征英国传统的牛津大学里设立日本研究所这件事，便堪称是划时代的壮举。这间研究所设有教授、专任讲师和语言教师，牛津大学的学生只要学习有关日本的事物，便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在这间研究所设立以前，牛津对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由「Far East Centre」（远东研究中心）在进行；然而，它只是在所长史托瑞教授的率领下，被纳入广义东亚与东南亚范畴当中的一环当中，从而进行所谓的「特殊研究」罢了。不只如此，这间中心也只是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的附属机构而已。

因此，以史托瑞教授为首的有识之士，强烈要求牛津大学应该在日本研究方面多加积累，最后在日产汽车（Nissan）的支援下，终于设立了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日产日本研究所） 。如今在牛津大学，日本研究所得以和冠有「Institute」名号的研究机构并驾齐驱，例如「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农业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考古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经济与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数学研究所」（Mathematical Institute）等。换句话说，这件重要大事清楚呈现了「日本学」，已经成长为和数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同样的普遍性学问，而日本研究也被这所自中世纪以来拥有八百年悠久历史的大学，正式且制度性地纳入学术领域的一环。史托瑞教授致力日本研究将近二十五年，如今它终于超越特定个人的努力而成为制度，将来也必定会在人与文物的往来交流发展上，扮演起相当重要的管道吧！

如前所述，日本研究所的设立，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重要象征；不过事实上，外国对日本研究的兴趣一直在高涨当中。比方说在经济史领域方面，被视为经济史国际水准指标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丛刊（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就把日本和英美并列，当成是对等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由日本人本身进行的日本研究，今后应该也会面临到必须打破迄今为止的封闭性格，并试着从「与国际连动的日本」这个角度，去踏实探索更加开放的日本样貌的状况吧！对于把西洋史等同于世界史的错觉，我们应当要加以反省。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谬误的看法，那就是西洋的历史经验乃是普遍模式，而日本乃是特殊的存在。对于这种看法，我们不只该加以纠正，而且还要反过来进行果断的转换，从日本的历史经验出发，来清楚呈现出西洋在历史与社会上的特殊性质。

综观眼前局势，在日本的历史研究者之间，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可说泾渭分明；这种状况说好听点是「专门化」，说难听点就是各自划定地盘，从而让彼此之间很难侵门踏户、相互跨足。以日本经济史学的主流——讲座派的成果为基础，撰成通史《日本经济史》的石井宽治先生，在英国深造的两年间，深感日本经济史学的非国际性，于是回国后便极力提倡「希望从事东洋史、西洋史、日本史这些研究领域的人们，都能时时跨足其他领域、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并透过彼此的携手合作，来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西洋经济史家米川伸一先生，也呼吁学会报告的领域应当跨越既有按地区分别的方式，而是改采时代区隔的方式，以促成更进一步的交流。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对日本这种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宛若一个又一个「章鱼壶」般的学术型态鸣响警钟；而今，经济史学家已经开始对此展开了反省。

说到底，我们在各个国别领域的垂直层次（历史）上，拥有相当丰富的学问积累；可是在水平层次（国际的联系与交流）上，却很少试着去加以描绘。要打破这种学术的锁国状况，就必须在既有的成果与基础上，从全球观点——也就是同时代乃至同一时间的关连性——出发，去重新探索日本。关于这个议题，有两本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作品；以下就将以这两本书为线索，透过经济史的方法论，来试着探讨日本的国际交流。

这两本作品分别是：森嶋通夫《续‧英国与日本》，以及华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森嶋是位活跃于伦敦的经济学者，他在《英国与日本》这本书中，对「英国病」这种常识性的说法提出挑战，同时也涉足日本的防卫论争，因而引发话题。之后，他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在《续‧英国与日本》中开创出独树一帜的明治维新论；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走访牛津之际，发表了一篇名为「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 Ethos」的演说，并在翌年春天写成《为何日本如此成功》（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一书，由剑桥大学加以出版。另一方面，华勒斯坦在受到已故的布劳岱尔——为西洋社会经济史学吹起新风的法国年鉴学派掌门人——强烈影响下，开始构想一本能够结合众多个别研究成果，从而综观由中世纪至现代全景的「整体史」，这就是《近代世界体系》。这套书预计要出版四本，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本；同时，华勒斯坦也以「Review」杂志的主导者之姿，在欧美的社会经济史学界刮起一阵旋风。他的学说在全五卷的《讲座西洋经济史》中，也有相当清楚的表达。(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