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经历过1974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后的内战，以及1975年12月至1999年印度尼西亚的多年占领。
在这段时间内，估计有10万至18万东帝汶人丧生。许多人都遭受过骇人的人权侵犯 —— 流离失所、性暴力、酷刑、饥荒、拘留和杀戮。
东帝汶真相与和解中心主任雨果·费尔南德斯（Hugo Fernandes）与他人合作编辑整理了《真相与和解中心报告》（Chega report）。这是第一份记录东帝汶人民在1974年至1999年期间所遭受暴行的官方文件。
东帝汶华人社区所遭遇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印尼入侵的第一周。据信，在此期间，多达40名华人平民被杀。

马诺拉的故事

1975年12月7日，印尼开始入侵东帝汶。现居悉尼的詹兰琼（Manuela Jong）对这一天记忆犹新。
1975年，她八岁，与她的家人，包括九个兄弟姐妹生活在帝力（东帝汶的首都）的科尔梅拉区（Colmera）。
她回忆道，印尼军队空降到她家门口后不久，有人敲门。
詹兰琼女士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网的《倾听历史》栏目记者说：“我爸爸牵着我哥哥的手往前走，大概离我们大家有四五步远。”
“士兵们开始从后面向他们开枪。我爸爸立刻倒在地上翻滚，我们都目睹了这一切。”
“我妈妈尖叫着用中文和（帝汶语）德顿语说， ‘来吧，来吧，回来把我们都枪毙了吧’，但他们听不懂……”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的家人？’”
詹兰琼女士的父亲被杀，但她17岁的哥哥幸免于难。
詹夫人、她怀孕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轮流挖了一个浅坑，埋葬他们的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在坟的旁边种了一棵香蕉树。

目睹大规模处决

余永辉先生（Yi Jung Fi）是一位现居悉尼的东帝汶华人。1975年12月7日那一天，他也在帝力。
当时的他只有12岁，他还记得那晚听到枪声，躲在父母床下。

“我的父母说最好睡在地上，万一有扫射，就不太可能被击中，”余永辉先生说。
“我们看到一名[士兵]被吊在椰子树上，晃来晃去。我们知道印尼人来了。”
余永辉先生对那一天有着惶恐不安的回忆。
“入侵期间，那种气味，非常刺鼻。你能感受到它的味道。”
“他们试图焚烧尸体。我记得那个味道，”他说。

另一位东帝汶华人幸存者，张国然（Chong Kui Yan）在1984年为大赦国际记录了一份证词，他在证词中说，在印度尼西亚入侵的头两天里，他看到40人被杀。
张国然先生目睹了在帝力码头发生的大规模处决，在那里，一群群东帝汶人和华裔平民被枪杀后推入大海。
《真相与和解中心报告》指出，1975年12月7日至9日期间，数十名华人在海港附近被处决。
张国然先生在证词中说，12月7日早上，印尼士兵强迫他、他怀孕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一栋名为Toko Lay的公寓楼里的所有人走到街上。

他作为“工作队”中的一员，被带走并被迫挖掘坟墓埋葬印度尼西亚士兵。第二天，他们又被带到帝力码头。
“港口有许多尸体，”他在证词中说。
“我们被告知要将尸体绑在铁柱上，绑上砖块，然后扔进海里。”
“当我们把所有的尸体都扔进海里后，带进来大约20个人，让他们面朝大海，然后被枪杀。他们是住在科尔梅拉（Colmera）的华人。”
大赦国际的报告还描述了一位父亲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扔进大海。

1960年，东帝汶大约有4500名华人。截至1980年，也就是在内战和印度尼西亚占领的头五年后，这一人口数字减少了一半以上。
由于害怕印尼人打击报复，受害者很少在直系亲属之外谈论他们的经历。
有时，人们在多年后才知道他们的朋友和大家庭成员的命运，而且往往是在他们离开东帝汶后才知道。

在新的国度重新聚首

许多东帝汶暴力事件的幸存者都设法逃到了台湾、葡萄牙、澳门和澳大利亚等地。
在澳大利亚，第一批东帝汶难民于1975年8月乘商船抵达达尔文。
1976年至1986年期间，2000多名东帝汶华人在澳大利亚寻求避难。其中大多数人定居在悉尼，但也有人在达尔文和墨尔本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