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也就是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半島檳榔嶼的一個華僑世家。
這個長15裏，寬8裏的太平洋上的小島，像一枚狹長的樹葉，漂浮在麻六甲海峽的入口處，那條溝通東西的漫長航路就從這裡穿過。 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了某種特別的含義，這個小島在很長的時間裏難以確定自己的所屬。 15世紀末以後，先是葡萄牙人，再是荷蘭人，然後是英國人，都來到這裡拓殖，然而比他們早得多到達這裡的，是中國人。 這些從中國福建、廣東諸省越嶺越洋而來的中國人，成為南洋最早的華僑。
檳榔嶼的辜氏家族，祖籍即系福建同安。
歐洲人與中國人來到南洋的起因迥然相异。 前者是為了奪取殖民地——西洋民族那種融於血脈之中的“擴張性格”； 而中國人素有“安土重遷”的傳統，這些最初的華僑之所以背井離鄉，多是出於被迫無奈。 “國人南來，非因畏罪潜逃，或避難流亡，即系冒險經商，或為人役使，國內較有身份，能安居樂業者，决不致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所以，他們是中國大陸的一群“逃逸者”，雖然身上打著中國人的烙印，卻已被一個封閉、一統的文化視為异己，摒除在外。 明清兩朝均實行過嚴厲的海禁，違者輕則杖，重則斬。 “流居海外的華人，一則被認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當作天朝之弃民，一則聽任殖民政府或當地土人的屠殺”。 也許可以這樣說，華僑是這樣一種類型的人，他們最深地體現了一種微妙的文化處境：他們既是中國人，又是另外的某國人； 同時，他們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另外的某國人。 所以，他們好像總是“外國人”。 這使他們在獲得某種自由的同時又遭受著一種窘迫，自由與窘迫似乎都源於那最初的漂泊命運。 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產生的結果就是不為人承認。 雖然華僑是開發南洋最主要的力量，可是他們從未成為這裡的主人。
這裡的主人是英國人。
1786年，英國人萊特（Light）從荷蘭人手中接管檳榔嶼，他帶領船隊在小島登入以後，發現這個地方人烟稀少，滿目荒凉。 正在此時，幾個華僑從附近的吉打島趕來，為首一個叫辜禮歡的，向萊特獻上一張漁網以示歡迎。 英國人在檳榔嶼的墾殖開始以後，這個最先向英國人表示善意的華人被任命為首任“甲必丹”（Captain，當地居民的首領，管理各族日常事務）。
辜禮歡，就是辜鴻銘的曾祖父。 辜氏的先人從福建移居馬來半島以後一直以捕魚為生，是辜禮歡讓辜氏家族開始興盛。 他的八子三女裡頭，辜國材成為到新加坡的最早的華人； 辜安平被送回中國讀書，並考中進士，做了林則徐的部下，後赴台供職； 辜龍池，也就是辜鴻銘的祖父，在吉打州殖民政府裏任公職。 辜龍池的兒子辜紫雲，也就是辜鴻銘的父親，在檳榔嶼為一個叫福布斯·布朗（Forbes Brown）的英國人管理橡膠園，深受布朗的器重，他們關係融洽而親密。 毫無疑問，在辜鴻銘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他的家族就已經通過自己的奮鬥，在這片新開發的地域裏爭取到了一個可觀的位置。 這一點對辜鴻銘而言是重要的。 一個優裕的環境，能為人提供相對廣闊的發展空間，辜鴻銘之所以在年少之際就能從容地遊學於西歐，與之不無關係。 而且，中上階層的地位實際上也影響到他後來的某些思想取向，譬如他的貴族意識，他對精英人物的推重以及對群眾力量的貶抑。 人的思想意識往往植根於最初的土壤。
這個家族的成功方面首先在於“商”，但他們更注重於“學”（這是否也是一種中國式的興趣？）否則辜安平就不會被送回中國念書了。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對兒子曾有什麼樣的培養方案，但從他送辜鴻銘出洋受教育的舉動中，可以推知他一定“望子成龍”，並且希望他有某種智力上的成就。 辜鴻銘最終被一些人譽為“學貫中西”，這也許正符合了這個家族的期待。 而且，他從一出生起，就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中成長。
在他的家庭裏，父親是華人，母親是葡萄牙人。 橡膠園主人布朗，也即辜鴻銘的養父，是英國人。 起碼有兩種語言——漢語和英語，成為他最初的語言。 雖然辜鴻銘一生中英語比漢語說得好，他的著作大部分也都用英文寫成，但他無疑從幼年時代起就在接觸中文。 一本叫《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的書中有這樣的記載：辜鴻銘出洋前夕，辜紫雲對他說：“無論你到哪裡，你的周圍是什麼人，英國人、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辜鴻銘是否確實從小受到諸如此類的愛國教育已不得而知，這裡重要的是“中國人”這一名稱， 它是一種命名管道，關涉到“我是誰”這一問題，這種對自我的認證會沉到意識的深處，它不動聲色地作用於我們的行動和看法。 辜鴻銘肯定有過類似的命名。 即使它會在另外一些因素的擦抹之下變得模糊不清，但只要有過，就必然會從記憶中再度浮起。
19世紀時的檳榔嶼，已從過去的無人居住變得擁有龐大而種類繁多的人口——英國人、歐亞混血種人、亞美尼亞人、中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布吉斯人、爪哇人、緬甸人和暹羅人。 華僑仍是這裡最主要的居民，但英國人是檳城社會的上等人，英國式教育也被認為是更好的教育。 幼年辜鴻銘在檳榔嶼主要受的是西式教育，他曾在這裡的英國王子中心學校學習了三年，主要學英文。 不過，南洋華人的中國風俗，也應該構成他幼年生活的一個部分。 南洋的華僑社會中一直留存著很多“中國管道”，他們設立宗親性質的鄉團、會館（如設於1801年的檳城嘉應會館），建立廟宇，祭拜祖先（如檳城的青雲亭，裡面的匾額、碑銘、對聯，悉數用中文書寫），婚姻喪葬、社會禮儀也依據中國傳統習慣，連衣著打扮上，也多披長袍、穿布鞋、戴布帽、 留辮子（辜鴻銘赴歐時，腦後就留著辮子）。 不能說那時的辜鴻銘對浸淫於其間的這些風習會有什麼理解，然而它們成為他的“童年印象”。 據說他到了歐洲後，還模仿家鄉祭祀祖先的樣子，在桌上擺些果品祭拜祭拜。 那麼，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中國式廟宇裏繚繞的青烟、沉重的幔帳、明滅的燭燈所營造出的光色，以及威嚴的雕塑、描金的方塊字，繁複的禮儀所散發出的氣息，會不會激起他對於一種悠遠而漫長年代的記憶和想像？ 尤其是像他這般聰穎而敏於感受的孩子。 而且，它們是否已潜入到連他自己也難以覺察的意識的深層？
後來的辜鴻銘之所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激烈的維護者，也許不僅僅是出於一種理性的抉擇，這裡面肯定也有情感的儲備。 而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印象，童年經驗始終會潜在而持久地影響我們的感知，我們常常能在此處找到後來發生的諸種現象的源頭。 生命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方向。
辜鴻銘降生在那個遠離大陸、漂泊在太平洋中的小島上。 從這個時候起，兩種不同的因素就進入了他的生命，那“中西合璧”的家庭，那由英國人統治，又保留了華人風習的檳榔嶼社會……（甚至連他的相貌也混合了兩種特徵：黃皮膚黑頭發，可是有一雙藍眼睛）。 這兩種因素或明或暗、或隱或顯地在他身上交織，構成辜鴻銘特殊的童年情境。 它們將以怎樣的管道在辜鴻銘以後的人生中綿延？ 此時，一切都未曾確定，一切都等候著、召喚著選擇。
檳榔嶼這個出生地對辜鴻銘來說僅僅是一個出發點，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兩次富有意味的出發，它們循著不同的方向和路線：一次是我們在文章開頭所寫到的，1881年辜鴻銘24歲時隨英國探險隊的船駛往中國大陸； 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869年辜鴻銘12歲時，他由布朗夫婦帶往歐洲遊學。
辜鴻銘離開了檳榔嶼。
而歐洲，那將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