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公元1900年（庚子年）8月，八國聯軍以剿滅義和團之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西逃。至1901年9月，清廷與聯軍簽訂辛丑條約，答應付上鉅額賠款等條件，聯軍始從北京撤出。淪陷期間，困處危城的王鵬運（1849–1904）、朱祖謀（1857–1931）、劉福姚（1864–?），同聚於王氏的寓宅四印齋。三人痛國運之凌夷，透過填詞抒發其「忠義憂憤之氣，纏綿悱惻之忱」。由此刻成的《庚子秋詞》二卷，是近世中國文人在外族統治下創作最觸目的文學作品之一。
《庚子秋詞》面世後不到半個世紀，僑寓南洋的華裔文人，又陷入王鵬運等人的困境。1942年2月，日軍攻佔新加坡，將該地易名為昭南島（Syonon-to，昭南意為「南方之光」），展開了為期三年半的黑暗統治，直至1945年9月英軍光復新加坡為止。日軍對待淪陷區人民的手段，較八國聯軍更為殘酷，佔領之初，即進行肅清大檢證，以打擊華人的抗日情緒，被屠戮的華僑至少達二萬五千之眾。嗣後又推行連 串高壓、奴化的殖民政策。新加坡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財富被榨取，精神受摧殘。這一段慘痛的經歷，見諸不少史籍、回憶錄中。亦有一些小說、散文以此為題，申訴日軍的暴行。筆者則發現了三套跡近被遺忘、有關新加坡日據時期的舊體詩集：謝松山（1891–1965）的《血海》、李西浪（1898–1972）的《劫灰集》、鄭光漢（1909–1971）編的《蘭花集》。三部詩集都在戰後出版，但《劫灰集》和《蘭花集》卻是在淪陷期間寫成的。《血海》以紀事詩的形式，附以詳盡的注文，追述日佔時期暗無天日的社會狀況，以及審判日本戰犯屠城大檢證的過程，這詩集筆者擬另文探討。較之《血海》，《劫灰集》的敘事成份減少，而多了個人對於這場浩劫的感懷。《蘭花集》則是亂世的文人唱和，它以鄭思肖（1241–1318）等南宋遺民為榜樣，透過詠蘭，表達了詩人們的國族意識，對光復的冀望，以及抑塞無聊、借酒澆愁的心情。本文以《劫灰集》與《蘭花集》為對象，首先簡述淪陷之前新、馬華人的抗日活動，以此說明兩部詩集裏抗爭話語產生的背景，次則探討兩部作品與「淪陷區文學」、「遺民文學」的關係，繼而從作者的身份和文本解讀，剖析新加坡華族文人在日軍統治下的生存情境、態度與策略、遺民意識與話語的重塑，並比較敘事與抒情、群體唱和與個人表述之間的關聯。回想當年各人困守危城時境遇之淒苦，實有過於八國聯軍入京時的王鵬運、朱祖謀等。王、朱因蒿目時艱，寫就《庚子秋詞》，而鄭光漢、李西浪等的酬唱，亦可與之後先輝映。它們是近百年來海內外華族飽受列強欺凌的文學實錄，具有尚當顯著的時代意義。
淪陷以前新、馬的抗日運動和抗戰文學
英殖民地時期，新、馬華人，特別是第一代華人，仍多自視為中國僑民，因而他們對中國局勢的變化，皆甚為關注，而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和侵略行為，更引起他們的反日情緒。楊松年即指出，二戰之前東南亞華人的中國意識還是極為強烈，這可充份表現於日本侵佔中國時，民間「高昂的戰鬥姿態上」。新、馬兩地最早出現的反日運動是在1915年，當時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約，意圖擴大在中國的霸權，時任總統的袁世凱竟答應日人的要求。消息傳至新、馬，即引發一波反日浪潮，包括抵制日貨、攻擊日本僑民、張貼反日標語等。嗣後在1919年舉行的巴黎和會，日人借機吞併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導致「五四運動」爆發。新、馬的熱血青年瞬即響應，帶頭抵制日貨，又向經營日貨的華商以及在日人公司任職的華人僱員發恐嚇信，最後在新加坡、檳城等地的活動更演變為騷亂。
1928年「濟南慘案」、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進一步挑起新、馬華人對日本的憤恨。這時期的反日運動，在陳嘉庚（1874–1961）等華僑領袖及中華總商會的帶領下，更具規模，更有組織性。先是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以籌募義款，賑濟慘案受害者。「九一八事變」後，新加坡華社一面致電國際聯盟，要求出面干預，一面又召集全僑大會，力斥日軍暴行，籲請國人團結一致，救國圖存。主要的華文報章如《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都譴責日軍破壞和平。「一二八事變」同樣引起華社的極大震動，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隨即帶頭成立「新加坡救濟祖國難民募捐會」，在物質及精神上支援國軍。兩個半月內，新、馬各地華人即籌得叻幣十九萬一千餘元，折合國幣一百零四萬二千餘元。此外又有抵制日資等活動。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新、馬兩地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高潮，且一直持續至淪陷為止。新加坡華人先是在同年8月成立「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號召華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復於1938年10月聯合南洋各地華僑，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一致抗日。籌款而外，又購買愛國公債，以支援國民政府的財政。另有抵制日貨、拒絕為日資企業工作、醫藥援華和機工回國服務等行動。總計從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間，在東南亞華人捐款總額的二億一千七百餘元中，新、馬的款額即佔了百分之五十八。同時日貨在新、馬的進口額亦大幅下跌。凡此皆見出新、馬華人抗日運動的成效，以及他們支援祖國抗日的決心。
除了捐款、抵制日貨等舉措外，新、馬華人知識階層如中國國內一樣，自1937年起，亦掀起一場抗戰文藝運動，產生了大量戲劇、詩歌、小說、散文作品，另外又催生了「文學通俗化運動」、「詩歌大眾化運動」，試圖以淺白的文體和語言，向華僑宣傳抗日救國。就新詩方面而言，先後有「吼社」、「澎湃社」等新詩團體出現，大部份作品都是反映當地的救亡動態和戰時生活，而不像小說及戲劇等，早期多以描寫中國題材為主。此時期報章副刊的主編，不少是由中國南來的作家擔任，他們都強調抗戰救亡，再度提高了當地華人的僑民意識。例如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文藝周刊》的郁達夫（1896–1945）曾稱：「祖國抗戰已經歷兩年又六個月，以後正是我們加緊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階段。在這階段裏，文藝的鬥爭力之急須開展，對內宣揚的必須加緊，向漢奸失敗主義思想之急切進攻的尤其重要，自不待言。」郁達夫復在文中強調在此重要時期，要顧及舉國一致的大團結，而且文藝與政治軍事已不可劃分。如此具有戰鬥性的文章，很能反映淪陷前新加坡文藝界的寫作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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