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Museum

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

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
李维史陀是二十世纪人类学与思想哲学界巨擘,影响力超越人类学界,遍及各学科领域,也是法国人类学家唯一影响力遍及全世界,堪称当代人不容错过,应该多加了解的大师级人物。但他的学术作品有其艰涩的地方,《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一书则提供读者认识与亲近这位大师的捷径。

作者派翠克‧威肯兼具人类学与巴西历史研究的背景,他深入研究李维史陀的著作与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也两次亲访李维史陀,并维持规律通信。他撰写的这本书是李维史陀2009年11月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后的最完整传记,足以带领读者进入其生涯与思想的堂奥。

本书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讲述李维史陀年轻时代如何形成他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后半部探讨他的思想对二十世纪的贡献,极其完整地勾勒出一个文学家如何发展出他复杂而庞大的思想结构。他奠定的思想基础是在六○年代成名而发光发热,他正可做为那个自由、具创发性、大胆的时代的一个代表。

喜欢思考的李维史陀不喜欢社交生活,甚少与外界或媒体接触,大半生都在人类学实验室度过,也使他罩上神秘面纱,作者文笔流畅,又能旁征博引,引人入胜的笔法点出李维史陀既神秘又迷人的特质,让读者能近距离接触大师的心灵,而透过他的一生,读者也可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文明重新回顾与反省。

作者:派翠克.威肯

文章节录
我第一次拜会李维史陀是在二○○五年,地点是社会人类学实验室,那是一个位于巴黎第五区的研究机构,由他在一九六○年一手创立。第五区常常透着累积了几世纪的学养气息,除了有些街道是以笛卡儿、巴斯卡(Pascal)、居维叶(Cuvier)和蒲丰(Buffon)等名字命名以外,一些专门培养最优秀心灵的菁英机构也座落在这里,包括了亨利四世中学、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等。在这个「拉丁区」的东面,是那座落成于一九八○年、象征着法国包容性的丰碑: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它那些穿孔和带花纹的金属窗格让它看起来未老先衰,就像是前朝遗物。再往前走是十七世纪的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其几何形状布局里散布一些墨西哥式温室、装饰艺术式(Art Deco)风格的冬季花园和一家老式动物园。

李维史陀的办公室位于一个夹层,要爬上一道紧窄的螺旋形楼梯才到得了,属于一家改装过的十九世纪圆形剧场的屋顶的一部分。办公室一边是玻璃板,可以看到悬挂在中梁上的铁制灯具。研究人员和图书馆理员在灯具下方忙碌着,或是敲打手提电脑的键盘,或是翻阅书目卡片。远处的墙壁装饰着花朵图案、奇怪的盾形徽和中世纪的勃艮第盔甲。李维史陀的办公室几乎毫无异国风情可言(看不见面具和羽毛之类),有的只是书本和大致装订过的博士论文。李维史陀的样子看起来和过去几十年无大差别,只是皱缩了一些和衰弱了一些。他身上的粗花呢西装现在对他变得略为大件,松垮垮挂在他身上。他彬彬有礼而充满警觉性,只有他伸手从前胸口袋掏出地址本时才会泄漏出他年事已高的事实:这手会明显颤抖。虽然已经九十好几,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他还是会到办公室去,只是不再写多少东西。我们的谈话以他的巴西岁月为主题,而他说的话奇怪地结合着两种异质成分:一方面,他提到的事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就读过(几乎和他嘴巴说出来的一字不差),另一方面,他又流露出一种我没预期的情绪:尖刻但反讽的虚无主义。

我们从《忧郁的热带》谈起。那是他的巴西回忆录,曾在一九五○年代让他声名大噪。它始终是他唯一一本非学术性著作,里面的文学风格只会在他更正式的作品里隐约出现。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会放弃这种文类,此后从未重拾?他给了我一个坦白但让人泄气的回答:「我签了合约,非写不可,而我需要那笔钱。」(这种回答在他很罕见。在别处,他都是用长篇大论而错综复杂的方式,说明自己写《忧郁的热带》的各种动机和文学抱负。)我们又谈到了巴西原住民的现况。「他们的前景何在?」我问。「等你到了我把年纪,就不会再去想未来的问题。」他以冷面笑匠的幽默回答。但接着,他又较为详细地指出,巴西原住民的人口虽然不断增加,又拥有自己的保留区并获得愈来愈大的自决权,但就文化上来说,他们的传统业已因为西方巨轮的辗压而衰亡。

我好奇他对巴西利亚(Brasília)会是什么观感(这座现代主义风格的首都在李维史陀于巴西从事田野工作之日还不存在,但他一九八○年代陪密特朗总统到巴西进行国是访问时曾短暂一访)。我猜想,这座城市会不会跟李维史陀的美学感性产生共鸣,因为他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富有形式主义特征,而且又对图案和设计深感兴趣。没想到他却这样回答:「我没有足够时间参观,而且行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但把我的作品和现代主义相提并论却是大错特错。」他的这个回答后来反覆浮上我的心头,因为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跟现代主义运动看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李维史陀看来不想谈他的理论。当我问他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会留下什么遗泽,问他认不认为自己的理论会存续下去时,他的回答相当坦白:「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准备离开时,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谈到了大皇宫(Grand Palais)正在举行的「巴西印第安人文物展」,又敦促我务必要看一看。

第二个星期,我走在那些让人目眩的羽毛头冠阵列之间。有些头冠是由艳丽的红、蓝两色羽毛构成,头冠的柳条框上装饰着像是用混凝纸塑成的鱼、鸟和美洲豹头。展品中还包括一些在马拉若岛(Marajó,亚马逊河出海口的一个大岛)找到的四英尺高瓷制骨灰瓮。李维史陀的收藏品是展览会的压轴。透过玻璃,我看到南比夸拉人的鼻羽、卡都卫欧人以几何图案装饰的瓮,还有波洛洛人用于仪式的饰物(我在《忧郁的热带》读到过这种饰物)。墙壁上悬挂着一排构图漂亮的黑白照片,是李维史陀的莱卡相机所拍摄。投影机将他拍自田野的一些短片投射在墙上,反覆播放。影片介于早期的新闻画面跟家庭影片,无声、过度曝光、有点晃动,穿插着葡萄牙文的解说字幕。在令人难忘的一幕中,一个穿着褴褛花裙子的卡都卫欧老妇人把一些几何形图案画在自己脸上(李维史陀终其一生都对这种图案入迷不已)。墙上照片中那个蓄络腮胡的年轻人和我刚见过的那个老人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时间所拉开的鸿沟看来是不可架接的,而李维史陀在这段期间所写出的高如山积的作品只让这鸿沟更形扩大。照片中那个幽幽人影感觉像是另一个生命,是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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