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

本书藉由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探讨「邪恶」的本质。作者认为，犯下滔天大罪之人不见得是强盗杀人的犯罪者，也可能是生活平凡、与你我无异的人，借着「执行职务」的包装，却可能酿成更巨大、而令人发指的罪恶。

作者：汉娜．鄂兰

文章节录
《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

第一章正义的殿堂

「Beth Hamishpath」——「法官到」：法警大声宣布三名法官进入法庭，在场所有的人都忙不迭起身肃立；这三名法官都没有戴帽，他们身穿黑袍从法庭的侧门走进来，坐在高台上最高阶的位子。法官面前的长桌不久后将堆满许多书本及逾一千五百份文件；长桌两侧各坐了一名法庭书记官。法官正下方坐的是通译员，负责在场提供翻译服务，以便被告或其辩护律师与法庭直接沟通；否则只懂德语的被告必须像其他旁听的人一样，透过无线电传输同步口译来了解希伯来语的法庭审讯内容；但同步口译的法语翻译十分流利，英语翻译马马虎虎，至于德语翻译则是笑话一场，大多让人听得一头雾水。（鉴于这场审判在各项技术面的安排均谨守公平原则，其中一个难解的小谜团便是在以色列这个新独立国家里，德裔人口的比重极高，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替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将审判内容翻译成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过去以色列虽然对德裔尤太人明显存有偏见，但如今这种情形早已不如以往强烈，因此并非造成上述谜团的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更早以前即存在且至今影响仍十分深远的「维他命P」，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政界与官僚的保护心态。）在通译员的下方设置了两个玻璃小包厢作为被告席与证人席；两个包厢面对面，因此旁听的人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侧脸。最后，坐在最下层的人则是背对着旁听的人，分别是检察官及其四位助理律师，以及被告的辩护律师；头几周内该律师还有一名助理随行。

法官的言行举止一点都不矫揉造作，步伐自然，精神抖擞而全神贯注。聆听受害者的故事后，脸色也自然因为哀戚而凝重了起来。检察官冗长的发言不断拖延审讯过程时，他们也自然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至于他们对辩护律师的态度，则是显得过分礼遇，好像一直都知道「辩护律师塞万提斯博士（Dr. Servatius）在陌生的沙场上孤军奋战」，他们对被告的态度则是完全无可非议，显然就是三位诚实的好人，在这样的场景下，从来不会忍不住而装模作样了起来。他们三位自小生长于德国，从不会假装自己必须聆听希伯来语的翻译才能继续讯问。庭长兰道法官（Mosh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译完毕，就说出自己的答案，并且屡屡打岔，纠正翻译，显然相当乐于在冷酷审判过程中保有一点娱乐。几个月之后，对被告进行交叉询问时，他甚至带头和其他法官用母语德文和被告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对话——不用说，这种做法显然和当时以色列的舆论观点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兰道法官从一开始便为本次审判定调，在检察官戏剧化的演出下，他仍竭尽全力避免这场审判沦为一场表演秀。可惜结果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因为，审判在台上进行，而台下设有观众席，每次开庭前法警高亢嘹亮的口令，更是产生揭开序幕的效果。当初规划这座人民大会堂的人，脑海中必有一个剧场的蓝图，场内安排乐团与座位区，拱形舞台和前部装置，还有两侧的门专供演员进退场（此时场内围栏高架，庭外部署大批警力，戒备森严，前门外搭起检查站，想入场观看的群众都要受到严格搜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决定派人到阿根廷将艾希曼绑架回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就其在「尤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所犯罪行受审，当时心里盘算的审判秀显然很适合在这间会堂进行。本古里安在审判全程扮演隐形舞台总监的角色，他虽未现身法庭，但可透过检察总长霍斯纳（Gideon Hausner）的声音传达意志，霍斯纳代表以色列政府，彻底服从上级命令，真可说是鞠躬尽瘁。假使有任何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也是因为主审法官对正义的坚持，跟霍斯纳对以色列政府的忠诚度不相上下。为了伸张正义，被告应依法受起诉、为己辩护并接受审判，而其他看似很重要的问题，如「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怎么能够容许这种暴行发生？」「为何针对尤太人？」「为何是德国人发起这场屠杀？」「其他国家是否牵涉其中？」「同盟国应承担多少共同责任？」「尤太领袖如何与纳粹合作而让尤太人自取灭亡？」「为什么尤太人会像牲畜一般被宰杀？」等等，一律皆抛到九霄云外。正义强调艾希曼的重要性，他是卡尔．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的儿子，此时正坐在防弹玻璃箱中，是个半秃的中年人，身高中等，体型瘦削，戴一副近视眼镜，牙齿不太齐整，从头到尾都伸长细瘦脖子，朝法官席观望（完全没有往旁听席看过），大致来说，审判过程中他都能保持自制冷静，但想必在踏进法庭前，紧张恐惧早就让他吓得齿牙颤抖。秉持正义审判的焦点，是艾希曼的所做所为，而不是尤太人的苦痛，不是德国人或全人类，甚至也不是反尤太主义或种族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