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时刻

邱吉尔成了「世界上一股独立的力量」，拥有比国王还强大的无形力量；当他演说时，也同时为他的人民的热情指引了方向。作者通过历史文献与邱吉尔的文章，把一国之相该有的坚持不懈人格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坚毅、执着、强悍，使得后世把他的人格特质定义成身为成功人士就该有的条件。但他鲜明的形象，爱酒、抽雪茄、易怒，并无损作者对他的评价与定位，反而凸显出一个成功人物也会有不影响他做出决策的个人缺陷。

作者：安东尼‧麦卡腾

文章节录
《最黑暗的时刻》

第一章：分裂的下议院

英国国会的议事厅淹没在一片谴责与咒骂之中。「滚，滚！」他们从二楼旁听席大声吼着；贵族与上议院议员们争相探头，想看得更清楚些。「下台，老兄！下台！」这是英国政治从未有过的景象。反对党议员们把议事程序单卷成匕首状，隔空戳向一个坐在发言箱前、衰老且暗地里为病痛所苦的身影——他就是大不列颠的保守党首相，纳维尔．张伯伦。

但是张伯伦并不情愿辞去首相的职务。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对于还有谁能接下他的位子毫无把握。

英国进入战争已经八个月，而且进展非常糟糕。无论政治人物或民众都在大声疾呼，他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一个领袖，而是——就像所有重大时刻都要求的那样——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他要能发表唯有伟大领导者才能做出的谈话，能打动、影响、说服、激励与鼓舞广大的人心，甚至能在民众的心里创造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拥有的强烈情感。这些谈话能催生行动，而且依照行动的明智与否，将决定结果是胜利还是惨重的失败。

而且或许他们还希望在领导人身上看到一种——对任何面临重大危机的国家民族来说——有些令人意外的素质，那就是：怀疑。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使他能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同时抱持两种对立的构想，而且只在真能做到后才予以综合，能拥有一种不独断的心态，并因此能与所有观点保持对话。相反地，心态如果独断，能进行对话的对象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在这个时代里，意识形态先行者对英国没有好处。英国亟需的，是一位具有三百六十度视野的思想家。

如奥利佛．克伦威尔一六五○年在给苏格兰教会的信上写道：「以耶稣的脏腑之名，我恳求你们，请想一下，你们也可能是错的。」在这个前景难料的时刻上，考虑到英国面临的议题如此重大，以至于其整个未来都取决于下一步如何决策，那么一个大问题就在于：要去哪里找这样一位领导者呢？

「不管从你的任何贡献来说，你在这个位子上都已经坐太久了。走吧，拜托，让我们跟你做个了断吧！以上帝之名，请你走！」

利奥．艾默里——伯明罕市的斯帕克布鲁克选区的国会议员——在说完这话并返回座位时，获得了雷霆一般的喝彩：这是一九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二，如今闻名史上的「挪威辩论」的第一天晚上。这时下议院开会已经将近九小时。这是初夏一个暖和的傍晚，夜幕已经降临。他的话就像匕首一样插在同为保守党的张伯伦的侧腹上。

英国这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内阁政府没能团结议会，而是被各方强烈的主见与琐碎的争论来回撕扯，导致英国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的战事都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在欧洲，法西斯胜出、民主走到尽头的可能性，早已不是无法想像。

当晚在议事厅发生的这场著名辩论，起因是在五天之前种下的：五天之前消息传来，在首度遭遇纳粹的激烈进攻之后，英国正在把部队从挪威的特隆赫姆港撤出。利奥．艾默里，以及由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与上院议员组成，目标是监督内阁政府负起责任），还有一个跨党派的国会行动小组（目标类似，但是由自由党议员克莱门特．戴维斯领导且包括工党议员）于是强行召开了一场辩论，来讨论这场首度遭遇纳粹部队的大挫败，同时也试着让这个领导人最后要下台去——他们觉得张伯伦已不符合他们与这个国家的期待。

张伯伦首先在五月七日下午三点四十八分对下议院就「战事指导」发表演说；这是持续两天的辩论的第一天。他的言谈以及他尝试进行的抢救工作，并没有让他的立场更有力量，也无法缓和各方对英国基本上即将撞船的忧虑。相反地，这只证实了他的疲倦与防卫心态，这样的人只会加速国家陷入危机。带着一脸的「伤心与低落」，如一位评论者日后所形容，他在辩论中苦苦支撑，而敌方还击的言词远比他自己的更加响亮好记。这些言词他再熟悉也不过了，因为那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为我们的时代创造和平！」（这是他自己一年前庄严的承诺）以及「错过了公车！」（他曾指称希特勒已经错过了能在欧洲制造任何祸害的所有机会。）现在这些话就像手榴弹一样在他自己的脚下炸开来了。

张伯伦在演说过程中，连所得到的那一点微弱的支持，如工党的亚瑟．格林伍德所描述，都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下议院的气氛从未如此沉重：「人人都忧心忡忡，都感到不安——不，那不只是不安，而简直是危疑恐惧。」

张伯伦返回座位后，保守党议员海军上将罗杰．凯斯爵士正好穿着全套军礼服（这在下议院是闻所未闻的）戏剧性地进入议事厅，下议院突然一片寂静。作为一名长期批评首相的人，凯斯痛斥着内阁政府「骇人听闻的种种无能」。

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第一手见证了政府的种种挫败。

接着发言的是克莱曼·艾德礼，在野的工党领袖。他不是一个特别以演说辞令闻名的人，但是这个主题明显给他带来灵感，在提到政府因应当前局势的「无能」时他说得特别犀利：

不只是挪威。挪威挫败只是其他许多差错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人们说，负责主导这些事情的人，其政治生涯几乎是接连不断的失败。在挪威之前是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管在哪里，故事都是「太晚了」。首相曾提到「错过公车」的比喻。那我们要不要来谈一下，他跟他身边的那一伙人，从一九三一年起，总共错过了多少班公车？他们错过了所有的和平公车，只赶上了战争公车。大家发现，这些一路下来错判所有局势的人——他们曾经认为希特勒不会攻打捷克斯洛伐克，曾经相信让步一下希特勒就会住手——这同一批人看来不曾了解到，希特勒也会攻打挪威。